2020年已经临近尾声。回过头看，疫情几乎重塑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而“90后”也开始进入而立之年。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的一系列跟青年有关的社会话题和流行语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比如打工人、内卷、PUA、单身式恋爱等。职场、教育和两性关系，种种矛盾相互纠缠，摆在年轻人的面前，等待着他们的答案与选择。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长期关注这些社会现象。他是“50后”，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经历过下乡插队，七十年代末进入复旦大学读书，后留校任教。2017年，他开设了以爱情为主题的课程，从初恋、前任、等待等话题，切入年轻人在爱情中常常面临的困境和难题，并以经典文学和影视作品呈现的诸般情态促发理解。

梁永安深知对话的重要性，也一直保持着对于媒介的兴趣，从小说延伸到电影，从图文扩展到视频平台。今年11月，梁永安在西瓜视频等平台开设了个人账号，正式成为一名视频创作人，定期保持更新。

在系列视频中，他深入浅出地分析自己对于社会热点话题的理解。怎样建立更稳固的关系?为什么跳出内卷这么难?当代后浪的困境有哪些?这些关于青年群体的社会话题，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共鸣。而他想做的，是把这些话题作为切入点，探究当代社会的精神肌理。

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旁的一家咖啡馆，梁永安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聊了聊跟年轻人有关的社会话题。

梁永安在视频中讨论“后浪”们的烦恼

问：2020年即将结束，最近出现了很多自发的回顾和总结，包括很多流行语和关键词，比如“打工人”、“凡尔赛文学”、“爷青结”。对于这特殊的一年，你有什么观察和总结?

梁永安：如果用一个词总结过去这一年，我想到的是“锐化”。今年，中国社会的锐化程度比以前更高，热点事件把前些年潜在的对立性释放了出来。在疫情的阴影下，大家的生存感也显露出来，出现了“打工人”这样的流行词。

我觉得“打工人”这个词很好。我们以前经常说“打工”，它只是在指涉工作本身。但现在把“人”字加上，就不是简单地加一个字那么简单，而是变成对自身的一种定义，对自己的社会属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积极地看，这就像是对自己存在价值的疑问。

再比如说“凡尔赛文学”。以前，很多人也会做出类似的炫耀行为，但不会特别扎眼。今年情况不一样了，经历了疫情这种关乎生死的磨难，还有失业和停工等，人们的内心有所沉淀，会去思考生活和生命，它的价值落点究竟在哪里。所以那些虚浮的东西，一下子就变得可笑起来了。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一年对年轻人的意义更大一些，特别是90后和00后。可能每代人都要经历一次大的磨难，这次来得比较早。这些在相对繁荣平稳时期长大的年轻人，突然知道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安全，也终于意识到该珍惜什么。

这一年对年轻一代来说，难得的是一种公共意识的建立。我们以前经常会更注重个体那种小我的发展，现在，他们对于现代社会中的那种价值和责任，会有全新的体会。这种公共性是我们的社会比较缺乏的。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矛盾也凸显出来，但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位置有了更深的感受。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超过了所有人的积累，迫切需要把不同人的经验给激发出来，变成一种社会共同构建的东西。新冠疫情，网络空间，都提供了这种机会，虽然我们也看到了撕裂和争吵。目前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平视时代”。

问：不管是您开设的大学课程，还是最近在西瓜视频等平台上的热点现象解读，都以切近年轻人的视角展开。为什么会如此关注年轻人?

梁永安：房子、车子、就业，这些青年所焦虑的问题背后，其实是时代性的矛盾。从1978年算起，中国在短短40年间经历了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的转换。整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从四十年前的16%，到现在百分之六十多的城市人口，这是很大的质变，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过程，我们很难找到类似的参照物。

一般来说，很多年轻人的祖辈还是农民，思维方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中年这一代是在工业化时代，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工业国，工业产值在全球占的比例已经很大。现在的90后，新的一代又不一样了。前面的形态还没消逝，后面的形态已经出现，形成一种共存叠加的状态，问题也重叠在一起。

我曾经去过广东中山，还有山东烟台那边，可以看到海边的那些渔船。以前祖辈那一代划的还是木船，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就变成几家人合股，买一条大钢板船，开到南太平洋都可以。大型的渔业处理船开过去，捕到的鱼马上就可以加工。到了现在，渔业进一步发展，年轻人从事深海养殖，跟科研单位合作搞海底牧场，这就到了后工业时代。

梁永安在视频中谈及爱情

问：今年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单身式恋爱”，指的是那种既处于恋爱中、又保持自我独立的情感状态。你在西瓜视频录制的视频里也提到现在年轻人的一个特征是“高流动低情感”。据你观察，当代年轻人在爱情上有哪些困难和问题?

梁永安：年轻人所有的难处里面，爱情是最难的。因为有选择的自由，自由就是最大的压力。我们现在的社会，最大的文明就是个人在恋爱婚姻上的自主权。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本事把你绑着去结婚。所有说迫于家庭等外部压力，其实还是自己缺乏力量。

我觉得年轻人在爱情上最大的困难是，在彼此的成长过程中，如何与对方找到一种“共在”。现在的问题是，每个人对自己的情感需求都有很强烈的感觉，但是对对方的需求呢?这种感觉不能光靠道德的闪念，更要有一种对对方价值的理解。这种价值不是你个人对我好不好，而是要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比如说社会价值。

现在的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发展特别迅速。以前女性的一生是从这个家到那个家，但现在女性获得了自己的职业，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都有了。相比之下，男性进步是比较慢的，男性要适应女性的变化，比如分担家务，对他来说，就成了巨大的压力。但话说回来，女性现在压力也很大，因为她自己承担的负担太重了，既要去工作，又要按照传统的期待去承担家庭劳动。

问：今天中国年轻人面临的爱情问题本质究竟是什么?

梁永安：在现在的爱情关系中，女性的很多正常要求，对男性来说，有点像欧洲中世纪时期。那时候是长子继承制，其他儿子就靠自己，有的做生意，有的做骑士。所以他们普遍到35岁左右才结婚，一定要等到对女性有一个成家的保障。为什么当时的女性一定要向男性要一个钻石，因为钻石很贵，这个男人这辈子基本上没有本事再买一颗了。

话说回来，年轻人的这种爱情困境跟我们所处的社会转型期有很大关系。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无论是教育还是就业，大家排队就好了。经过40年的发展，整个社会机制还在转换，种种形态和观念相互叠加，压力也全部转移到个人头上，年轻人是左右为难，上下为难，几头受夹击。

虽然存在观念的叠加，但还是缺乏价值的交互，或者说一种真正的对话和多样性。这种发展往往是板块式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人们的观念中还夹杂着农业模式的传统思维。在这种模式和共性的推动之下，男性一定要买房，才能成家立业。如果转型完成，在现代意识之下，家庭由男女共同来建构，通过两个家的力量来供一套房，这样还可以维持一个基本的共同生活。

根据统计，中国的年轻人拥有自己第一套房子的平均年龄是26岁。你看数据，发达国家买房子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10岁，毕业以后，先去租房，到了35岁左右，靠存钱和贷款，买个小房子，也不像我们这样大搞装修。

问：年轻人普遍觉得生活很严酷，在晦暗的低谷里，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向上攀援的绳索。如果社会结构和阶层流动缺乏变化，年轻人还有可能依靠个体的努力找到出路吗?

梁永安：我认为，一个人要有一个稳定的精神中轴，直接的社会经验毕竟只占这个中轴的少数，主要还是来自间接经验。在信息传播极为发达的今天，需要一个人有特别好的学习性。

比如说读书。读书不只是为了构建知识体系，也是一种心智训练，很多年轻人缺这样的修炼。在系统阅读的过程里，你其实是在构造自己的一个精神空间，同时也在了解自己在历史中的方位。我们应该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什么类型的社会里面，知道这个社会在当下的阶段和状态下，在文化上有什么矛盾;在经济生活层面，它处于什么状态。曾经有过一个统计，文革之后，高等院校里，知识分子自杀最少的地方是历史系。他知道这一切会结束的。

其次，年轻人要跟世界形成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我特别喜欢劳动中的人，劳动跟我们说的“打工”含义还不太一样。一开始也许是简单劳动，通过自己的学习，变成高级劳动，从一个非专业人，变成一个专业劳动者，我觉得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生活。

问：这样的感受跟你的个人经历有关系吗?你的青春时代是如何度过的?

梁永安：我年轻的时候，曾在云南插队，我们是最后一拨下乡的知青，在那里度过了两年时间。当地原本种甘蔗，后来根据政策，又开始种棉花。

当时给了我们一亩半的地，在上面种菜，每天劳动，挣工分。那里地处热带，秧苗种下去之后不能浇水，否则会蒸死，大家只能晚上提着水桶去浇。那时候还年轻，没什么经验，看着秧苗种下去，蔫蔫的，后来稳住了，经过了一个月时间，终于开出了一朵小花，那种劳动的感觉是后来的城市生活无法给与的。

我们当时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傣族村寨，上面是雪山，下面就是怒江。一到春天，可以看到满山的映山红。那种自然的状态，还有生命本身的力量，都让人印象深刻。我当时有一个感觉，人就是在这个地表上，浅浅的一道铅笔痕。

现在我的有些学生也会选择去支教，包括云南、宁夏等等。有的人选择支教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功利心，因为这可能跟保研有关系，也会涉及一些相应的待遇。但是他们去了之后，跟当地的那些孩子建立情感，那时候才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衡量的，那是从内心里建设出来的一些东西。

问：从青年说开去，你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会一直进行视频创作吗?

梁永安：现阶段我在做的工作，就是把视野放宽，去探究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最近我在准备一个系列课程，梳理1850年到1950年的欧美文学作品。一般来说，每隔10年，就有出现新的问题和命题，所以我准备每隔10年选两个作家和代表作品。做这件事，是因为人家在现代化这件事上，已经先做了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以从世界视野里面去获得一个参照物。

比如麦尔维尔写的《白鲸》，这部小说讲的是人的扩张，以及对欲望的征服，最后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除此课程，我还在准备一个系列访谈书籍，主题是文明变迁中的国人。访谈从浙江东极岛开始，一直往西走，横跨安徽、湖北、重庆、四川，最后到西藏。我想要了解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三代人，这种文明的转换发生在四十年里，落在家庭层面，一定有很多冲突和困难。但是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历史转型。或者说，这样的变革历史由每个家庭里的三代人来具体地承担了。

在做这个访谈的过程中，我还是会继续用录制视频的形式，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告诉大家。因为在这个过程里，我也能学到很多。一个人不光要看理论，看历史，还要看生活。生活本身会教育人，我希望去看到更多的人，乃至千家万户，在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是如何生活的。

有时我也会在视频平台看其他人的生活。比如沿海地带的人们，他们经常趁着落潮的时候，跑到海滩，拿着抽水机，把海滩上岩石坑里的水都抽掉，没有跑掉的鱼，很新鲜，很心动。他们拿起那个东西，很高兴，不是说这个多美，这个多好看，而是可以卖200一斤。这是这个时代的劳动。你能在这些视频里看到最地表的生活，我觉得，最地表的部分才是历史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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